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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世界杯，疯狂的赌球******
当地时间11月28日，图为赛前一名巴西队球迷在球场外张开双臂。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文/赵斌
卡塔尔世界杯进入激烈的八分之一决赛争夺，而疯狂的世界杯赌球生意更是愈演愈烈。
赌球如蚂蟥般叮咬在足球赛事的身上、从未松过口。历年世界杯，更是常被曝出被赌局幕后的庄家操控，变成一场场“杀猪盘”。
对于想要靠赌球博幸运的人来说，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一脚监狱、一脚地狱
深褐色光头上有几块浅色瘢痕，穿着轮胎底劳保鞋的脚一只窝在三轮车斗里，一只荡在外面，破旧的军大衣斜盖在身上，眯着眼睛蜷在送货用的三轮车里抽烟的男子叫老蒲(化名)。
“起来，把这几箱货给二叔送去。”老蒲依旧眯着眼，应声起身搬货，伴随着老蒲斜着肩、弓着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三轮车走远。这家五金批发店老板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说：“别看他和五六十岁老头子一样，其实刚过四十，都是赌球闹得。”
老蒲20多岁从一所知名“211”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姑娘，工作不到三年就提了副科级。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懂足球，跟着他买足球彩票赚多赔少，很出名。
可突然就出事了。没人能想到他还参与暗庄和网上境外赌球，小两口结婚时两家一块儿买的房子、女方陪嫁的车都卖了还远不够还赌债。
为赌球散尽家财、丢工作、入狱乃至家破人亡的赌徒不胜枚举。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折”在赌球上的不乏警察、“90后”干部等公职人员，“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
还有不少人，也栽在“赌”字上。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长期沉迷赌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张胜震落马前曾多次到澳门赌博；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在被双开前利用赌博敛取巨额钱财。
依法严打赌球，远离非法“赌链”
就在12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联合大东分局公布了近日破获卡塔尔“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市首起赌球案件，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据该团伙主要成员高某交代，在世界杯开赛期间，他与薛某按事前约定联合坐庄，并雇佣李某为操盘手及运营人员，从王某处获取赌博网站的盘口信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利用下线崔某吸收赌民投注，累计获利10万余元。
媒体调查，本届世界杯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世界杯吧”““世界杯交流中心”“球迷群”，以及非法的博彩类网站，各种形式繁杂的赌球一直活跃。一些球迷在家人、朋友甚至陌生群友、球友的带动之下，把看球的热情也投入到疯狂的赌球中。
“每次输赢都不大，其实更像跟自己赌、和朋友间争口气，看看谁猜的比分更准！”这是一位网友谈起自己参与的动机。在他看来，这和赌博是两码事，“纯粹是想证明自己更懂球”。
“第一场比赛投了200，上一场我又投了1000，目前还没赢过，但说不定下一场就都赢回来了呢！我喜欢的球队没进世界杯，看谁都一样，就当是个‘添头’。”这是另一位网友的想法：给自己“无聊”的看球时光多点“刺激”。
但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带入赌球的深渊，无法自拔。
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历届世界杯，都是“赌徒的盛宴”。
2018年世界杯期间，公安部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当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中国法律在大陆范围内严禁赌博。但海外博彩公司、赌球网站觊觎中国巨大市场，每到世界杯这样的大赛，都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在中国招募代理商，让他们发展自己的赌链。代理商通过“返利”赚钱，更大的赢家则是这些海外博彩公司。
不管赛事输赢，赌球团伙是最大的“赢家”。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有门道，主要有“杀成”“抽水”“反水”等，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有的逐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有人参赌，团伙就有钱赚。
近几年随着微信群的流行，有不法分子模仿国家足球彩票的模式设置“黑庄”开设线上赌球平台，以高赔率吸引赌客。一旦有赌客大额押中赔率高的赌点，庄家无力承担则卷款“消失”。
有的庄家则是到球赛临近结束时突然消失、卷款走人，让押注者无论输赢都血本无归。很多境外的足球博彩网站，注入资金很顺利，一旦提现便各种理由推脱，直至失联。
被骗资金难以追回不说，资金一旦涉赌后再被骗，追回后也会因为是赌资而被罚没，并且还面临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即便是不直接参与赌球，转发赌球网站的链接都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明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或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球赛结果等方式设定赌博规则，利用社交社群等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构成《刑法》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该罪处罚较重，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赌球网站赌博，或者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则构成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该罪的处罚与开设赌场罪相同。
公安部于11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针对近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态势，公安机关及时提示广大球迷赌球危害，依法严厉打击赌球行为。
谁是赌球背后的最大“巨头”？
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博彩巨头是：英国的威廉希尔(WilliamHill)和立博·希尔顿(Ladbrokes)、以及德国的SportWetten。他们也是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幕后最大的赞助商。
国际各大俱乐部虽然各种冠名赞助、球票、转播收入不菲，但与博彩公司的暴利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
国外媒体也多次曝光，各种踢假球的丑闻中，通过收买球员和贿赂教练、裁判等手段控制比赛，甚至对教练、裁判进行威逼胁迫，更有甚者还有涉及枪杀的案件。
虽然也有球队不配合博彩公司，但也难以避免遭到“被博彩”的厄运。
2006年，意大利足坛的“电话门”被称为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集体赌博案，包括AC米兰、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等多支豪门球队陷入丑闻，曾经被称为“小世界杯”的意甲之后辉煌不再。
赌球规则实际上只是看似有“规则”。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同时，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
赌博网站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与赌徒玩心理战，一旦踏入赌局，就会陷入“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的死循环，而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游戏制定者。
请远离赌球！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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